三八线”上的爱恋

和陈依弥结婚的18年里,我们相互间从未有过争吵,连红脸都没有过。而我们“三八线”上的相识,按老话来讲,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在北京通往平壤的列车上,我们便一见钟情。她刚从日内瓦参加第一次印度支那国际会议回来,是第二次入朝。一路上,她向我谈了很多有关第一次入朝的艰苦经历,包括多次遇到被美机空袭的危险,也谈了很多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花絮。她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英语比较好,同时又会英文速记(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而我是刚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英文水平很低,连英文打字都不会。她耐心帮助我,几乎成了我的老师。陈依弥长得并不十分美丽,但却很甜,脸上常带有一丝阳光般的微笑。人们同她相处,总感到一种体贴、温暖和愉快。就这样,我们在“三八线”上开始恋爱,而且是扎扎实实的,双方都是出自内心的相互爱慕。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你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你什么。我们也不问家庭条件,直到后来结婚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比我长一岁,但由于她出生月份靠后,我月份靠前,其实就大我几个月。现在你问我看上她什么,我还是不知道,也觉得没必要搞清楚。在朝鲜短短的一年,我们的恋爱似乎经历了漫长的“三部曲”。先是在开城联络处。那是我们初识和相互了解的阶段,也是热恋和难分难舍的阶段。她经常去板门店参加军事停战协定双方联席会议,担负着从速记、打字到翻译全过程的日常工作。在这流水作业的过程中,我只能搞一些英译中的工作。为了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陈依弥业余时间几乎是手把手教我英文打字,约会时也忘不了用英语交谈和介绍各自的身世和经历。当时,因为比较年轻,胆子也比较大,有时夜晚外出散步,接近“三八线”警戒区,哨兵们常开玩笑地说,你们只顾谈恋爱不要命了。当时虽已停战,但朝鲜南北双方关系仍很紧张。在南北两方各有五个口岸,设有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组,由瑞士、瑞典、波兰和捷克四国组成。因朝方需要英文翻译,组织上便把我借调给了朝鲜人民军,派到新义州口岸工作。这样,我们的恋爱便进入了“两地书”阶段,陈依弥在“三八线”上,我在鸭绿江畔。我之前由于经历过初恋失败的痛苦,加之我也听说日内瓦和北京各有一个高级青年翻译在追求她,感到不太放心,担心再遭失恋之苦。但人是不一样的,有的爱虚荣,有的喜欢真诚,讲志趣。陈依弥把别人追求她的事都写信告诉了我,说这几个人虽好,但并非她的意中人,请我放心。同时,她利用在总部工作的有利条件,经常向我吹一点有关形势和政策的风,并继续指点我如何提高英文水平。我们的恋爱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都是认真对待的。大概半年多以后,由于美韩方面的破坏,国际监察委员会不得不停止在口岸的活动,撤销了工作组。于是我又回到了开城联络处。这时组织已决定调我回国,但考虑到我同依弥的关系,特别照顾,让我延长两个月,等她一起回国。对夫妇关系来说,人们常讲“小别胜新婚”;对青年恋人来说,久别重逢简直是胜入仙境了。我们热烈地拥抱着,吻着,谁也离不开谁,其他翻译追求她的一叠情书,也在这无声的纯洁爱情的火焰中化为灰烬了。我们决定结婚,誓言不论是遭遇夏日的泥泞,还是冬天的寒雪,我们一定要终身相伴,直到永远。虽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闪婚,但在当时还是很快的。1956年12月下旬,抗美援朝六周年之际,我们以非常俭朴的方式在北京结婚了。我们买了点香蕉和水果糖,叫了些同学和同事,几十个人吃了喜糖,就走了。没有婚宴,就是让亲朋好友见证一下。携手锡兰

我和陈依弥结婚后不久,便被调往筹建驻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使馆的工作。1957年5月,我们作为第一批外交官,随同我国首任驻锡兰大使张灿明,经香港乘维多利亚号游轮,到达锡兰首都科伦坡,整个行程耗时九天。当时,陈依弥已经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从港口码头到我们的临时驻地,不断看到锡兰老百姓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用非常简单朴实的语言,连声欢呼:周恩来!中国大米!我们因熟悉情况,也伸出大拇指呼应说:班达拉奈克!锡兰橡胶!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是库玛拉通加总统的父亲。他1956年出任总理后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改变了政治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怀疑和不友好的态度。次年1月31日至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应他的邀请访问锡兰。访问结束后,2月7日,两国正式宣布建交。中国大米和锡兰橡胶在锡兰是有口皆碑的。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当时两国还未建交),锡兰政府冒着很大风险,冲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毅然同我国签定了大米与橡胶易货贸易协定,大大缓解了我国的燃眉之急。我国也以优惠价格及时向锡兰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大米。我们一行一踏上锡兰国土,就强烈感受到中锡友谊的良好氛围,很多事办起来都比较顺利。大使破格提前呈交了国书,使馆馆址和我们的住处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和陈依弥的第一个孩子在首都一家医院诞生后,也备受照顾,医生和护士都主动打电话到使馆祝贺,说锡兰又增添了一个中国小朋友。几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在锡兰出生,为了纪念我们在锡兰的工作、生活和友谊,我们就给女儿取名为兰涛,意为锡兰的波涛。而几年前出生的大儿子取名朝华,是为纪念中朝友谊和我们夫妇在“三八线”上的爱恋。我们俩结婚后,也没有经历所谓的磨合期,双方很默契。我们都是事业型的干部,工作都很忙。我们夫妇是第一批踏上锡兰国土的中国外交官,参加了全部建馆工作。当时我们还只是十八级和二十级的科员,(陈依弥比我高两级),但工作任务却很艰巨。她在调研室承担着繁重的翻译和资料工作。我除调查研究工作外,还做翻译,负责新闻公报,帮助跑外勤,只要工作需要,什么都干,简直是个万金油。1959年,锡兰发生震惊世界的刺杀事件。这一年的9月25日,传来了意想不到的噩耗:班达拉奈克总理被一个大和尚枪击,身中数弹。班达拉奈克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遇高僧,他总是要行90度以上的朝拜礼或跪拜礼,以示尊重。这一天,正当他行朝拜礼抬身时,被朝拜的大和尚在近距离从黄袍袈裟内开枪,向他胸部连击。次日,班达拉奈克与世长辞。一个佛祖的忠实信徒竟然被佛祖的代表—— 一个高僧杀害了,而且是选择在朝拜后者的时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和悲剧。班达拉奈克出身于名门贵族,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获伦敦内殿法学会高级律师资格,曾在英国殖民政府当过部长。他早在留学英国期间,就开始表现出爱国主义热忱。他出任总理后,一改过去政府亲英政策,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与中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政策,把外国人的橡胶园和茶叶种植园收归国有,撤除英国在锡兰的军事基地。英国和亲英势力视他为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班达拉奈克被暗杀的悲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西里玛沃·班达拉奈克,我们内部亲热地称她为班夫人,原是大家闺秀和家庭妇女,也从事一些社会活动,曾担任过锡兰妇女协会主席。丈夫被害后,她毅然决定走出厨房从政。1960年5月出任自由党主席,7月该党在大选中获胜,她随即出任总理,直至1965年。之后的5年里她担任反对党领袖。1970年,她再次出任总理,这次在任达7年之久。执政期间,班夫人继承夫志,但又不拘一格。在内政外交以及同我国关系方面都大大向前迈进一步。她先后三次访华。在班夫人1962年和1972年两次访华期间,陈依弥都参加接待工作。1964年,陈依弥又作为宋庆龄的生活秘书兼翻译陪同访问锡兰。正因为同班夫人多次接触,陈依弥后来也和班夫人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为我们夫妇后来同班夫人及其家族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而她私下也曾对我说过,班夫人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堪称锡兰的巾帼英雄,在哪一方面都不比老班达拉奈克逊色。到1961年我和陈依弥先后回国,我们在斯里兰卡驻外的第一个四年任期虽然工作很忙,也经历了班达拉奈克刺杀事件的冲击。但这4年中,我们总体上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我们在野生动物园近处看到过漂亮的母豹,以及在落日余晖中两个大象家庭在湖边聚会、戏水和亲吻的场面,我们夫妻双双骑上大象,漫步在原野上。我们到过有周总理和铁托总统等名人种过纪念树的亚洲最大的佩瑞黛尼亚植物园。我们看过全世界佛教徒都十分向往的佛牙。我们还沿着周总理的足迹爬上了西格丽亚石峰,眺望锡兰三园美景——茶园、橡胶园和椰子园,层层叠叠,各具特色,令人向往。后来,我们还利用假日,到绿色地毯一般的大茶园小住数日,领略了那里茶叶的芳香,品尝了世界上最好的红茶。我们还到过世界有名的军事海港——亭可马里,看望过那里的情人石。据说,锡兰一对恋人正是在此投海殉情的。我们在情人石上热烈拥抱,体验着时代的幸运和幸福——那梁祝时代、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共患难

回国后,由于“”以及,我和陈依弥各自的大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我本人受到的冲击还好,但我哥哥被定成,被发放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后来,嫂子因为承受不了压力就改嫁了,丢下三个孩子,跟着我在安徽南陵老家的妹妹一家生活。妹妹条件不好,自己也有孩子,根本负担不起。我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69块钱,每个月给妹妹寄30。我几乎拿出一半的工资来资助妹妹,一直到哥哥的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陈依弥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家庭负担而有过半句怨言,她总是优先考虑我家里需要什么,我妹妹那边需要什么。而我这边,也尽可能去考虑陈依弥家里的需要,尽可能多帮忙。在我看来,这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发自内心去做的,没有任何做作和刻意,因为爱一个人自然就要多为对方着想。陈依弥也是如此,当时她的级别比我高,工作也比我更忙,但在家庭生活中,她还是尽量做得比我多。我的岳父曾是中缅公路的工程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我的大家庭更大,数次被抄家,岳父视为珍宝一般的书籍也被烧掉了很多。当时,为了让岳父母少受些冲击,我们也想方设法。后来还找了外交部的组织,派了两个去了一趟,告诉正在岳父母家抄家的,哪些东西不能动。当时,内部的传达和劝诫还是有效果的。陈依弥当时的压力也比较大,一方面家里被抄了家,担心父母,另外她自己也因为家庭出身被贴了很多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我就告诉她,不管怎样,我都会信任她,尽可能给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扶持,而对于她的家里,我也尽一切可能维护。我和陈依弥当时级别都还比较低,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就是思想负担比较重。不过,由于我们的立场和认识一致,从来没有对彼此有丝毫的怀疑。当时,很多家庭内部闹矛盾,主要是因为政治立场有分歧。我当时脾气还比较急躁,有时容易跟人造成矛盾。而陈依弥的性格比较温和,我跟谁闹了矛盾,她就跟谁搞好关系,而不是像有些夫妻那样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致对外,反而让一些矛盾激化。要形容的话,我觉得当时我们俩是建立了“家庭合作互助机制”。1971年初,我和陈依弥二进宫,第二次到驻锡兰(这时已快更名为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已经长大,要留在国内上学,而我们不得不与孩子们长期分离。但对于外交官来说,这别无选择。这次再度驻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后面因为文革可能带来的更多冲击。两段忘年交

1970年底,国内如火如荼,极左思潮汹涌澎湃。这时候,我国驻锡兰使馆一个外交部的干部也没有了,临时代办是兄弟单位的外行,掌握着使馆的大权。国庆招待会时,使馆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亮晶晶的几个大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引起驻在国强烈反应。周恩来总理闻报后很是生气,批评说,这么一个重要的大使馆,一个外交部的外交官都没有,你们怎么放心得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火速派经验丰富的杨正凡参赞去任代办。我们夫妇因熟悉锡兰情况,也被选派去做杨的助手,并于1971年初上任。经过的洗礼,我们政治上也比较趋于成熟,努力为使馆纠正极左思潮,为开创对斯里兰卡关系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具体和细致的工作。这时候已进入中年的我们夫妇二人,在使馆的工作中已都能独当一面。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她负责办公室礼宾、文书和高级翻译工作,兼管处理军援事务,斯里兰卡军方戏称她为女武官。我们配合默契,共同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班夫人家族成员,如她的弟弟、私人秘书拉特瓦特,她的贴身秘书、大女儿苏尼特拉,她的儿子、国会议员阿鲁拉,以及她的小女儿钱德里卡小姐,就是后来于1994年至2005年出任斯里兰卡总统的库玛拉通加夫人。当时的钱德里卡小姐早已是一个开始成熟的女青年,刚从法国留学回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在政府从事农业发展方面的工作。我因当时正在业余学习法语,并正在研究斯里兰卡的社会和农业问题,同她的共同语言较多,好像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交。我们相约,每星期我去她家(总理住宅)一次,她先教我法语,然后我教她几句中国话。每次她都十分认真地教和学,然后热情款待,与我畅谈国家大事,纵论国际形势。我很快发现她才华横溢,对政治问题很敏感,看问题尖锐,为人诚恳坦率。有一天,在一次晚宴上,她正好坐我左边。她忽然问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在斯里兰卡活动很厉害,到处钻营奔走,搜集情报,你们中国使馆看来不怎么活动,这样如何能掌握情况,处理好问题?我说,没有一个使馆不需要及时了解情况,但国家的制度不同,政策就不同,了解和搜集情况(西方叫情报)的手段、途径和方式当然也就不一样。我们如果感到有什么问题不清楚,我们就会去找你舅舅和姐姐,有时也可能去找你或其他有关官员问个明白。她非常聪明,一点就通,会心地笑了。说实在的,我同她的忘年之交,不仅让我在学习语言上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增进了友谊,她帮我熟悉和了解到很多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知道的问题和动向,对使馆及时准确地分析情况和处理问题,促进两国友好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南斯拉夫一位外交官曾问我:你去学法语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明确地告诉他说:在酒!其实,在不在酒,有外交经验的人心里都很清楚,醉翁之意在于交友。陈依弥同班夫人的关系在这一段时间里也可以称作是忘年之交。班夫人1970年第二次出任总理时,身体不太好。应她的要求,我国政府派了包括针灸、心脏和神经三方面专家的医疗组到斯里兰卡为她治病。陈依弥因为是女外交官,英文又比较好,办事较方便,当时便充当了联络兼翻译。由于陈依弥认真负责,对班夫人精心照顾,很快便成了班夫人的密友,经常出入于总理府和总理官邸。班夫人几乎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有时情不自禁地向她吐露家庭乃至政府工作方面的烦恼和打算,甚至还问该怎么办好。班夫人还特地向门卫交代,陈女士去她那里,无须事先预约,凭身份证便可随时进入。意外诀别

1974年国庆节后,我们回国休假。这是我们参加工作二十多年后第一个长假,机会难得。我们带着大儿子朝华第一次回到了家乡安徽南陵县,登上了黄山,观看日出;游览西湖,走过长长的苏堤和白堤,观赏三潭印月,然后回到北京,一家五人(这时第三个孩子也已11岁)团圆欢聚,并第一次合影留念。这时候,我们的官阶不高,我只是个三等秘书,陈依弥也只是个二等秘书。但我们都感到满足和充实,好像是在度第二个蜜月。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团聚。黄山归来后不到一个月,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发生了。12月12日,在我们结束休假返馆前夕,陈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需要我们赶回,机票已买好,我希望最好行期不变。她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准备迁就我。13日早晨,一量体温,已不发烧,她虽然感到不适,仍决定跟我一起走。结果一路病情发展,15日到科伦坡后,转为心肌炎。我一夜守候,班夫人还派了她的私人医生来会诊,结果仍抢救无效。16日清晨5时零5分,也即回到使馆18个小时后,陈依弥与世长辞,与我永别。一句话也没留下来。这一出乎意料的打击使我伤心至极,卧床一个多礼拜,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睡梦中,我们夫妻双双,一会儿来到朝鲜松岳山下的泉水边,一会儿拥抱在情人石上,一会儿又在印度洋的海滩上嬉戏。后来逐渐清醒,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决定把她的部分骨灰埋葬在科伦坡,并同意以大使馆名义为她立了碑,以示永恒纪念。墓碑不是以我的名义立的,是以大使馆的名义立的。此后,几乎每年清明节,大使馆都会前往祭奠。依弥不幸逝世的噩耗传出,惊动了很多朋友和驻在国领导。斯里兰卡总统急电向我慰问。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当日也来唁电表示深感悲痛和难过,并称赞陈依弥的纯朴以及生前对她本人的友谊。斯贸易部长、陆军司令和海军参谋长等各界政要一百多人也前来吊唁。使我最难忘的是,在向遗体告别时,一向活泼的钱德里卡小组(现在的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迈着沉重的步子,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她说,她是代表她母亲班夫人来的。她紧握着我的手。她没有流泪,但从她的面部表情不难看出,她为我失去亲人而分担着我那极度的悲伤。当时我妻子只是二等秘书,斯政府如此破格吊唁,充分反映了两国关系情深谊重,也是陈依弥个人努力工作的结果。依弥当时是班夫人家中的常客和没有军衔的女武官,同军方关系也非常密切。对她的哀悼,实际上也有相当程度的感情因素。1974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祖国同胞合家团聚的除夕,怀着极度的悲伤和不知如何面对家人的内疚,带着依弥的另一部分骨灰回到了北京。一路上,我思绪万千,生平第一次感到好像生活失去了目标,不知今后怎么活下去。陈依弥在外交部人缘非常好,她忽然病逝的噩耗传到北京后,在部内和亲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1975年1月初,在部里举行的追悼会上,很多同事和朋友为我们洒下了伤心之泪,痛哭失声。中年丧妻,同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原本就是人间的一个悲剧。依弥的不幸病逝,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不顾她有病而坚持如期返馆造成的。这是我再也没有机会改正的过失,也是我无法弥补的损失,使我一生都感到内疚。她去世后,差不多有半年多,我每晚都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每逢佳节,我都备感伤心,常写诗以寄托哀思。在第一个元宵节之夜,我曾赋诗一首并焚之,盼望能寄往她所在的天堂:明月出东方,京城一片欢。欲与卿偕乐,只待入梦乡。带回来的骨灰,一开始存放在八宝山。三年后,利用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的机会,在征得外交官和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同意后,我亲手将骨灰洒在西湖苏堤的望山桥下。那里,留下了我们夫妇和三个孩子最后的团圆和欢笑。近些年,我每年都会利用去江浙沪一带的机会,顺道去杭州苏堤走走。

王嵎生1929年生于安徽南陵。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中国前APEC高官、前驻哥伦比亚大使。

陈依弥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6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50年、1962年,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上世纪70年代,任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1974年,在斯里兰卡病逝。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43期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cnw_sxs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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